欧盟碳关税闪电落地！钢铁、铝、电力、氢气等6大行业首遭暴击

2026年1月1日零点的钟声敲响，世界贸易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正式生效。它不再只是布鲁塞尔会议室里的条款，而是化身为一张“绿色发票”，随每一批钢铁、铝、水泥、化肥、电力、氢气进入欧盟27国口岸。

对中国出口商而言，这张发票可能吃掉10%–15%的利润，也可能成为通往全球低碳供应链的“VIP通行证”。

2026年1月1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正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这一被俗称“欧盟碳关税”的政策，标志着全球贸易领域首个强制性碳成本传导机制的落地。

作为欧盟“Fit for 55”气候一揽子计划的核心支柱，CBAM不仅重塑了欧盟与全球贸易伙伴的经济往来规则，更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构成了深远影响。

此处，首先要说明的是，CBAM不是关税，是“碳差价”。

法律定性：CBAM 属于《欧盟法规2023/956号》，是“环境保护措施”，受WTO环保例外条款保护，不经过成员国议会，直接在27国生效。

经济实质：只对“碳差价”征税，即“欧盟碳价 – 出口国已付碳价”。若中国碳市场未来覆盖钢铁并抬升价格，CBAM对应下降，理论上可归零。

技术实质：要求进口商购买并清缴“CBAM证书”，每吨CO?对应一张证书，价格锚定EU ETS年度均价。2025年EU ETS均价90欧元/吨，已高于中国全国碳市场年度均价60元人民币的10倍，差价空间巨大。

对于深耕欧盟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不再是过渡期内的“适应性演练”，而是关乎成本控制、合规生存与长远发展的“生死考验”。

回溯CBAM的推出背景，其核心逻辑源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碳泄漏”担忧与公平竞争诉求。

在全球“双碳”目标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欧盟凭借严格的碳排放标准和成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推动本土产业向低碳化转型，但这也使欧盟本土高碳企业面临碳成本上升的压力。

为避免钢铁、铝等高碳产业为规避成本外迁至气候政策宽松地区，进而导致全球碳排放总量不降反升，欧盟通过CBAM构建了“碳成本对等”的贸易屏障，确保进口产品与本土产品在碳成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CBAM本质上是欧盟将气候治理诉求延伸至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尝试，试图以贸易规则倒逼全球供应链加速脱碳，引领全球绿色贸易标准的制定。

从实施进程来看，CBAM经过了为期两年多的过渡期铺垫，为全球企业提供了适应窗口。

2023年10月至2025年12月的过渡期内，核心要求仅为进口商按季度报告产品隐含碳排放，无需实际缴纳碳费用，这一阶段的核心目的是帮助企业建立碳核算意识、积累排放数据，同时让欧盟相关机构完成监管体系的搭建。

但随着2026年1月1日正式实施节点的到来，政策强度显著升级：所有出口欧盟的相关产品进口商必须注册为CBAM授权申报人，每年根据产品隐含碳排放量购买相应的CBAM证书完成清缴。

这一变化意味着碳成本将直接计入企业的出口成本，此前过渡期内的“纸面报告”正式转化为“真金白银”的成本支出。

从覆盖范围来看，2026年正式实施初期，CBAM将精准锁定钢铁、铝、水泥、化肥、电力、氢气六大高碳行业。

在这六大品类中，中国对欧盟出口规模较大、依赖度较高的钢铁和铝行业首当其冲，成为受影响最显著的领域。

据相关数据统计，中国是欧盟钢铁和铝产品的重要进口来源国，2025年中国对欧盟钢铁出口量占总出口量的15%左右，铝产品出口占比更是达到20%以上。

CBAM的正式实施，将直接抬高这两类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门槛。

更值得警惕的是，欧盟已于2025年12月17日正式提议，2028年1月1日起将CBAM覆盖范围扩展至约180种下游制成品，涵盖机械设备及零件、电机电器设备、车辆及其零部件、金属结构件、家电等多个领域。

这意味着，未来受影响的将不仅是上游高碳原材料企业，大量使用这些原材料的下游制造业企业也将被纳入监管范围，影响面将从产业链上游延伸至中游制造环节。

CBAM的计税方式直接决定了企业的成本压力大小。

其核心计算公式为：CBAM证书费用=（产品隐含碳排放量?欧盟同类产品免费配额）×（欧盟碳价?出口国已支付的碳价）。

从公式构成来看，有三个关键因素直接影响企业的碳关税支出：产品隐含碳排放量、欧盟碳价以及出口国碳价抵扣额度。

其中，欧盟碳价以EU ETS年均拍卖价格为基准，2025年已处于80–100欧元/吨的高位区间，且未来随着欧盟气候目标的收紧大概率将持续攀升。

而在碳价抵扣方面，欧盟仅认可显性碳定价机制，中国当前全国碳市场仅覆盖电力行业，钢铁、铝等受CBAM重点影响的行业尚未被纳入，这意味着多数中国出口企业难以获得碳价抵扣，将承担全额的碳成本差额。

更为不利的是，若企业无法提供经第三方核查的实际排放数据，将适用分国家/地区的默认排放值。

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钢铁行业默认排放强度约为3.17吨CO?/吨钢，远高于美国的1.1吨CO?/吨钢和欧盟本土企业的排放水平。

这一差异直接导致中国钢铁企业出口欧盟时，即便在相同碳价水平下，也将承担更高的CBAM成本。

据行业测算，CBAM正式实施后，中国钢铝出口企业每年新增碳成本将达到32–35亿元人民币，部分企业的利润空间将被压缩10–15%，对于利润微薄的中小企业而言，甚至可能面临退出欧盟市场的风险。

除了直接的成本压力，CBAM还对中国企业提出了严格的合规要求。

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碳核算体系，准确统计产品从生产、加工到运输等全环节的隐含碳排放。同时，排放数据需经过欧盟认可的第三方机构核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此外，企业还需按照欧盟的要求，按时完成季度或年度的数据报送与证书清缴。

对于长期缺乏碳管理经验的中国企业而言，构建这套合规体系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短期内将显著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面对CBAM带来的多重挑战，中国企业并非无牌可打。

当务之急是摒弃侥幸心理，在生产环节，可加大对低碳工艺的投入，如钢铁企业推广电炉炼钢替代传统高炉炼钢，铝企业采用绿色电解铝技术。

在能源结构上，优先采购风电、光伏等绿电，积极参与绿证交易，降低间接碳排放。

归根结底，CBAM的实施不仅是“一道税”，更是全球贸易绿色转型的“风向标”，标志着绿色低碳已成为全球贸易竞争的核心要素之一。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CBAM带来的既是挑战，也是推动产业升级的契机。能够快速适应规则、主动推进绿色转型的企业，将在未来的全球贸易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

2026年是CBAM正式实施的元年，也是中国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窗口期。

面对全球贸易规则的重塑，中国企业唯有主动拥抱变化，以合规为基础，以创新为动力，加快推进低碳转型，才能在新的全球绿色贸易体系中赢得生存与发展的先机。

CBAM不是终点，而是全球贸易“碳货币化”的起点。

它把碳排放从外部性变成“明码标价的成本”，进而重塑资本流向、产能布局与消费者偏好。

对中国出口企业而言，短期看是“税”，中期看是“价”，长期看是“赛道”。

谁能把碳数据做成资产，把绿色电力变成生产力，谁就能在2026之后的欧盟市场乃至全球供应链中，拿到新一轮“碳红利”。

行动窗口只剩两年，今天迈出的每一步，都将在2028年的报关单上得到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