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为此次会议致开幕词。彭凯平首先介绍了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的概况，他指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关注社会发展的问题，关注我们国家的进步。希望专家学者、与会代表，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把精彩的思想与爱国的热情，通过方案、提案、建议的方式推荐给国家。”

赵伟作为主办方代表，为此次线上论坛开幕致辞。他指出：“2015年巴黎协定提出，力争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全球的碳中和，我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已做出郑重承诺，我国的碳排放要力争在2030年达峰，并力争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现在据我国承诺实现碳中和仅剩下40年，且从争取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仅仅只有30年的时间，很显然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确立，对我国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存在发展的机遇。”

王一莉率先就碳中和的投资问题作出分析。她认为，未来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主要能源，会带动70万亿左右的投资。王一莉分析说：“从2030年碳达峰的目标到2060年碳中和的愿景，明确了我们国家构建的是一个绿色的、循环的经济发展体系的政策目标。产业绿色化、绿色数字化、数字资产化、资产再证券化，成为了金融和投资机构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新的机遇，挑战也同样摆在面前。70万亿的投入，要用于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等方面。”
此外，王一莉还介绍了碳排放计量准确的重要性。她认为建立碳公约是迫切的，通过构建碳综合的实现框架，随着全世界碳的足迹，总结出各个领域不同的路径，形成目标明确、结构科学的降碳的项目，这样一来，才能从系统上做到降低碳排放。王一莉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科学透明的可信的数据体系，碳市场的建立就如同空中楼阁。”

刘汉元对于我国何时可以实现碳中和目标表现出非常积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碳达峰或许可以提前实现，碳中和同样如此，有望和西方国家一样在2050年左右实现。虽然各方人士对于不同的能源类型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人们对于节能和低碳的发展路线已经形成共识。刘汉元介绍道：“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的过程对国际上的经济、政治、地缘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国家在这个方面还可以加强研究，真正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全世界生态发展和中国生态发展的高度来推动与牵引，事实上可能会比今天方方面面的政策更到位、认识更到位！”
不仅如此，刘汉元还对我国能源安全问题表示忧心。他强调说：“我们始终认为光伏发电与电力能源的成本只相当于石油价格10美金一桶，但我们却要每年花两三千亿美元来买原油，这对我们国家来讲既不经济也不安全。因此我今年提出的一项议案就是《加速碳中和，筑牢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与外汇安全体系》。希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的碳中和行动方案很快落地，相关的政策配套，包括碳汇、碳交易能够尽快达成，这对推动转型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武钢首先对我们国家近年来在碳减排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但他对于当前绿色电力在消费侧的发展表示担心。武钢认为：“如何打开消费侧，让人们都积极主动的用绿电是当前要解决的难题。还有就是要从体制机制、电网建设、加上供给侧和技术，通过系统的政策的推动，‘3060’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武钢表示：“希望全国能够率先有100个城市、1000个园区、10000个村庄带头探索碳达峰、碳中和的试点，在试点过程当中不断的总结经验，来推动更大规模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活动。中国要尽快出台‘产品环境声明’这样一类的标准，标明生产的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到底用了多少碳，要标识出来，鼓励全社会积极带头用清洁的能源来进行生产生活。”

张雷因临时会议未能亲临，他通过主持人何继江代为转达了他对于碳中和未来发展的一些看法。张雷在意见中提到：“在‘3060’战略下，碳中和的进程不仅带来了一场由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革命，也给现在的工业体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快构建零碳工业体系，对中国来说是一次绝佳的换道超车的机会，中国制造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中国将从人口红利转成绿能红利，成为全球零碳新工业的中心。”
张雷还认为：“中国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基础，可以为零碳工业革命提供非常强劲的动力。应当在做好顶层设计与中长期规划的同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壮大绿色能源装备与科技产业，同时进一步健全碳交易市场和碳定价机制。我们已经发现可再生能源是最具竞争力的能源，而且是能够保障能源安全的能源。那我们就要去设定良好的生产关系，来保障未来先进生产力发挥作用。”

姜希猛在此次“两会”之前就征集了能源相关的政策建议27项，光伏相关的建议有十多项。其中包含：光伏电站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的评估规范的建议、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建设一万个10千瓦光伏村镇的建议、创新城市能源规划方法的建议等。
姜希猛认为这些建议都非常好，都会从各个角度来促进整个新能源进一步替代化石能源的应用等方面发挥作用的。政府要有更积极的规划，然后按行业、按区域协同，从各个角度来分解碳中和、碳排放的任务，给各个地方设定具体的指标，国家领导、企业行业，包括各个城市，还有省份，包括产业应用端，共同协同起来，去完成这个目标。姜希猛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这个事情一定有好结果，一定能完成我们的目标任务！”

王毅分析了今年我国规划目标的发展情况，他认为我国当前的规划目标会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标准，但从实现“3060”目标角度看，这样的目标设定略显不足。王毅表示：“碳中和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比大多数人或者很多人想象的前景还要大。碳中和也好，碳达峰也好，是涉及到化石能源，但现在的化石能源又没有与整个经济增长脱钩。要想实现这一目标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形成共识、形成合力。需要一个顶层设计，需要有战略的引领，需要有上下的连动，需要共同的参与来实现这个目标，并且需要比较好的治理体系才能实现。”
王毅还从应对气候变化讲到立法规划的迫切性。他强调：“二氧化碳不是常规污染物，不能适用于现有环境保护的法律，我们目前执行的目标主要靠“五年计划”，因为这是“两会”通过的，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是我们是没有相关的严格法律为依据，所以我们需要构建一套原则体系。”王毅还分析了如何降低清洁能源系统成本、如何构建一套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体系等方面的问题，他认为，碳汇并不能彻底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实现碳中和最重要的还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围绕目标去努力。

周大地在分析碳达峰未来发展的情况时说：“现在说2030年前达峰，决不是意味着2030年达峰，实际上应该力争更多的省市在‘十四五’期间达峰。我们也提出了国家要支持有条件的省市提前达峰。‘十四五’必须方向正确、迈大步，争取多数省市，包括很多重点行业，都应该达峰，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谈到碳中和目标如何实现的方法，周大地指出：“碳中和这样的目标，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是要动员全国各行各业、各个地方、各种领域的人共同努力，从消费开始努力，从工业方面进行重大的根本性的转型。”
周大地还特别提到了当前能源领域出现一些问题就找传统能源解决的情况，他提出：“解决低碳化遇到的新挑战，不能往后退！”

戴彦德分析了未来煤电减少后我国电源结构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困扰，他认为如果煤电退出，给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带来增长带来压力，也给电网安全稳定性带来影响。煤的CCS与CCUS，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捕捉利用，才能保证可再生能源风能与太阳能的健康发展。
戴彦德还分析了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与石油消耗量的关系，他认为车用燃料的后石油时代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国家必须跟上，石油用量减少一半，我们对外进口石油的量也可以减掉一半，这对国家的战略意义是非常大的。戴彦德强调：“实现碳中和目标，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根本，提高能源效率是关键！”

陈卓伦介绍了当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于世界各国在碳达峰和碳中和方面做出的一些部署，他说大部分国家已经确定了2030年左右实现碳达峰、205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但从对比2019年和2020年碳排放的数据看，世界的碳排放情况并没有明显改观。陈卓伦认为各个国家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来限制碳的排放量。实现碳中和需要结合合适的技术路线、商业模式和政府适当的引导，才能够达到目标。
嘉宾发言结束后，来自新华社、科技日报、国际能源网、中国能源报、中国科学报、EETV等记者对与会代表进行了线上采访。各位代表就碳达峰、碳中和领域的技术问题、成本问题、城市差异性问题、乡村振兴与能源发展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
何继江在总结发言时指出：“我认为在碳中和这个事情上中国并不仅仅是一个追随者，德国的电动充电设施基础设施与服务水平，就比中国大约要差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所以在某些领域我们是领先者。清华大学能源转型发展研究中心和能源互联网创新联盟，包括今天与会的UNE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在筹划对中国一批地方政府的组织培训，用学习来探讨怎么样能够达到碳中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引进国外的一些方法与资源，同时我们也特别希望、特别欢迎中国的企业界，能源企业、科技创新服务企业等各种各样的企业，一起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